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(zhàn)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(zhàn)爭勝利70周年，銘記歷史、緬懷先烈、珍愛和平、開創(chuàng)未來，北京工商大學離退休干部鐘香駒、張鳳彩、杜春華三位老同志，回顧了抗戰(zhàn)烽火歲月，為我們講述抗戰(zhàn)勝利艱辛歷程，重溫中國人民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。

　　鐘香駒：抗日戰(zhàn)爭期間從軍經歷

　　1944年春為反攻日本侵略者做準備，美國將裝備若干個中國師，同時要訓練相關部隊使用美式武器，就需要大批翻譯幫助。因此國民政府教育部決定： 征調當時大后方高校四年級男生參軍當翻譯。服從征調當翻譯的，日后按大學本科畢業(yè)對待;否則開除學籍，永遠作為肄業(yè)處理(其實就是高級抓壯丁)。

　　1944年初開學后的兩個多月中，我們不斷進入不同培訓班培訓。

　　首先是位于昆明西郊的國府軍事委員會外事局譯員培訓班。云南大學和西南聯大四年級男生全部集中于此。學習內容除早操軍訓外，全部為英語口語。根據需要，分批派出。

　　兩個星期后抽調我們50人到昆明馬街子步兵訓練中心(ITC)，學習美式步兵武器包括輕重機槍、迫擊炮、自動步槍、火箭筒等武器的使用及武器和零配件的中英文名稱。

　　訓練兩周后，我們第一批譯員奉命到軍委會外事局昆明辦事處報道，正式成為外事局三級譯員(同上尉)。不幾日，30多人乘飛機從昆明到桂林，然后去位于李家村的ITC 報道，每天隨同國軍軍官聽課。其內容同昆明ITC。數日后，我們幾個聯大同學就不去聽課了。美軍發(fā)現此種情況，于是在桂林郊區(qū)另外開了譯員訓練班，對我們專門進行口語訓練。

　　經過兩周左右的學習，1944年夏我們第一批4人，分配到桂系46軍，為美軍聯絡組當翻譯。美軍聯絡組包括：組長步兵上校George L. Goodridge (中文名顧瑞之)，副組長炮兵上校 Alrich，還有上校軍醫(yī)，少校獸醫(yī)、少校通信兵和少校副官，及一些軍士。

　　我們跟隨聯絡組從桂林去柳州的46軍軍部。由于我在46軍軍部歡迎聯絡組的宴會上，為第4戰(zhàn)區(qū)司令長官張發(fā)奎的致辭作英文口譯，效果較好。第二天，美軍聯絡組組長Goodridge調我作他的翻譯。

　　從1944年夏直至桂林、柳州淪陷，我一直隨Goodridge聯絡組駐46軍軍部工作。期間聯絡組沿用桂林李家村ITC，為46軍的ITC。Goodridge又從大后方調美軍教官和譯員任教。我仍在軍部為Goodridge當翻譯。他給軍官上攻防演習課也是我作翻譯。

　　隨著戰(zhàn)事發(fā)展，我跟Goodridge隨軍部長官、參謀人員去桂林郊區(qū)看地形，布置迎敵。繼而開往衡陽前線。這時，ITC的教官和譯員及聯絡組一些成員后撤，還有一部分聯絡組成員留守柳州。我們一直到前線軍指揮所，與日軍僅一山之隔。

　　若干天后，46軍奉命后撤，我們撤回柳州與留守的聯絡組成員會合。此時，Goodridge另有任務，由副組長Alrich主持工作。我奉派為美軍海軍陸戰(zhàn)隊地空聯絡組的譯員，隨46軍88師到廣西某地前線執(zhí)行任務。兩次上前線給美軍第14航空隊轟炸機指明空襲目標，報告轟炸結果。

　　數日后88師后撤�；疖嚱浟�州時，聯絡組脫離88師，海軍陸戰(zhàn)隊小組歸建，我回46軍聯絡組。第二天乘軍用吉普向貴陽撤退，一路上看到火車滿是難民，人滿為患;路邊死尸不斷，慘不忍睹。到貴陽后，我們幾個被送回昆明譯員分配中心待命。

　　約半月之后，我到戰(zhàn)地槍械修理培訓班工作。我們的駐地靠近美軍援華總部(Y Force)�；乩ッ饕粋�多月，在總部門口巧遇Goodridge。他問我是否愿意隨他再去前線。第二天我便接到命令隨上校去貴州晃縣，94軍軍部。軍長為牟庭芳。94軍在這里補充兵員、訓練。我的任務仍是給Goodridge作翻譯。

　　1945年春夏交接之時，94軍開赴衡陽前線。途中我接到命令，回昆明準備赴美為先期赴美受訓的中國空軍人員工作。

　　6月份我們50名譯員離昆明巫家壩機場乘運輸機經卡拉奇、開羅、黃金海岸、新芬蘭，于6月中下旬到達紐約。幾經等待、調整、50個人分到不同基地工作。我終于在德州首府 Austing的Minterfield基地開始工作。該基地主要是訓練中國空軍駕駛、維修轟炸機。我的任務是在修飛機時給中美雙方機修工當翻譯，實際上他們憑自己的技術和經驗，基本可以自己解決，所以我并不太忙。

　　美軍停止援華空軍，譯員解散，可以回國，也可以留下。許多同學選擇留美繼續(xù)學業(yè)。我也選擇了北上去Mine大學求學。從1946年初至1948年秋，獲得化工碩士學位。之后回國。

　　關于美國總統(tǒng)頒發(fā)“自由勛章”給中國外事局翻譯官的事，是我48年底回到香港才知道，于是給南京軍事委員會外事局寫了信，他們給我寄來勛章及證書。勛章和證書于50年代鎮(zhèn)反運動中上交。

　　我們這些當年參軍當翻譯的聯大學子的名字都刻在西南聯大紀念碑“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(zhàn)以來從軍學生題名”的名單中。

　　后記：關于以上我參加抗日的經歷，我回國后一直持沉默的態(tài)度。50年我回國，經教育部分配到輕工業(yè)部工作。我80年代入黨，去年榮獲“首屆中國造紙蔡倫終身成就獎”。這是對我多年工作的認可，是我最大的安慰。

　　謝謝志愿者們對我們這些抗戰(zhàn)老兵的關心，及為還原這段歷史所做的努力。

　　張鳳彩：血與火的洗禮

　　在抗日戰(zhàn)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(zhàn)爭勝利70周年之際，我不由回憶起戰(zhàn)時往事。那時我雖尚在農村上小學，所知不多，但仍親身感受到了那場戰(zhàn)爭的長期、艱苦和卓絕。我想把日本侵華時所犯下的種種罪行揭露出來，使人民不忘歷史、不忘國恥，更要奮發(fā)圖強，愛國家、愛人民、愛和平。

　　1937年7月7日，日本發(fā)動盧溝橋事變，向我駐扎在北京南苑的第29軍展開進攻。飛機掃射、大炮轟炸使我軍遭受重大損失，趕赴南苑負責北平防務的趙登禹師長犧牲。當時我的父親在宋哲元大刀隊，他們隊伍就駐扎在南苑地區(qū)。為躲避日機轟炸，士兵們趴在汽車底下或墻根處，有的被炸死、炸傷，有的被埋在土里，父親幾次從土里爬出來和鬼子廝殺。經過幾天的戰(zhàn)斗，部隊傷亡嚴重，一個連的兵力損耗殆盡。據父親說，他一股氣殺死了幾個日本兵才沖出包圍圈，但隊伍被打散，最后找不到部隊，他在九月份回到了家鄉(xiāng)。

　　盧溝橋事變后，日本武裝占領了我國的大中城鎮(zhèn)，中國淪為日本鐵蹄統(tǒng)治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。在日本帝國主義“以華治華、以戰(zhàn)養(yǎng)戰(zhàn)”的殖民主義策略下，日本勢力向我國的各個縣城逐步滲透。日軍殘酷鎮(zhèn)壓下，人民成為奴隸，失去一切自由權利，大片土地成為戰(zhàn)場。廣大農村，是我們的敵后抗日根據地，我們在這里建立抗日政權，發(fā)展武裝力量，進行反掃蕩斗爭，盡一切可能打擊和消滅日軍和漢奸。

　　1939年，日本對農村地區(qū)進行大掃蕩，實行“三光政策”，到處殺人放火、奸淫婦女、制造慘案。那年秋天，日軍在天快亮時包圍了我們村莊。他們在村里到處竄，看到男人又打又抓，看到女人又追又趕，抓住強奸，最后把村里人集中在幾個地方，分別嚴刑拷打。我們全家人聽到喊叫，知道跑不出去，都躲在家里。后來聽說，這次鬼子掃蕩，有100多名漢奸參與，光強迫大家聚集的會場就有七八處。村東頭的那處是把青壯年集中起來，問是不是共產黨，是不是八路，不承認就打，灌涼水、壓杠子、用火燒，很多人被打得走不了路。其中，我的三個侄子都被灌涼水、壓杠子，一個侄子被火燒傷了腿，好久不能走路。另外一處在村南頭，他們把女同志集中在一個房間，脫掉衣服強奸、輪奸，聽說有人當場就不能走路了。這次掃蕩抓走青壯年20多人，搶走的東西裝了10多輛大車。

　　1940年春天的一個早晨，我和同學、房東正在洞口睡覺，聽到了槍聲，就都往外跑。跑到村口堤坡時，碰到被鬼子趕回來的人，他們說鬼子進村了，出不去了，讓我們趕快回去。我們幾個馬上折返，鉆回洞里。下午五六點鐘，外面的人說鬼子走了，我們才爬出去，慢慢走回家。剛到家，我姐就告訴我說，村里的張繼宗聽見鬼子進村，就爬到豬窩的墻上，被鬼子從墻上拉下來用刺刀給殺死了，還說，謝步云被鬼子從桌子底下的洞里拉出來用刺槍挑死了。后來，我才知道日本這次掃蕩共殺死5人打傷2人抓走5人，搶走東西幾車，臨走時還把一戶人家的房子燒了。幸好一個小隊的隊員沒被敵人發(fā)現，否則整個村都要遭大殃的。

　　1940年春天，鬼子晚上進村掃蕩時和我們的地下工作者相遇，區(qū)委書記楊志昌的肩膀被刺刀挑傷，其他同志把鬼子趕跑后將楊志昌同志送到我家醫(yī)治。父親在村里找了個土大夫，當時沒有藥，就用鹽水消毒，用做活的針線縫合。楊志昌同志和父親住在一起，白天由母親和姐姐做飯燒水，區(qū)小隊的衛(wèi)生員有時來家里看看。他傷情恢復一些時，又遇到了鬼子進村掃蕩。當時正好麥子出穗半人高，我們全家掩護著他一起藏進麥子地里才安全躲過。楊志昌同志身體恢復后，就回去工作了。

　　那時，我家實際上就是縣區(qū)干部活動基地，他們吃喝住都在我家。母親和姐姐給他們做純精米面餅子窩窩頭，我們全家人吃糟糠團子糊口。

　　同年秋天，日軍在博野縣白塔村掃蕩時，被我方打勝仗殺死了幾個日本兵，遂組織大規(guī)模兵力進村報復。他們不分男女老少見人就打就殺，讓青壯年排成隊用機槍掃射、用刺刀挑死，將小孩用力劈成兩半扔火堆里燒死……一時間，死尸滿地，血流成河，慘無人道的日本鬼子制造了這場有名的白塔村慘案，100多戶人家無一家幸免。

　　1941年5月1日，日軍對冀中平原展開瘋狂的、大規(guī)模的、拉網式的大掃蕩，各村老百姓天天被追得東躲西藏，整個冀中平原淪為敵占地。這種情況下，我們無法正常上學和工作，只能在家里織布紡線干農活，和黨組織也失去了聯系，各種悲觀情緒涌現�？蛇@時，鬼子、漢奸們的反動活動依然很猖獗，不分白天黑夜隨意進村抓人。父親干完地里活回家的路上被抓進崗樓遭到嚴刑拷打，又灌涼水，又壓杠子，最后有四個人把父親抬起來往高處扔摔。父親會武術未被摔壞，后來花錢保出。

　　1942年秋天，我們的同志到敵占地工作，被敵人發(fā)現后邊跑邊打，最后躲到一間房子里，敵人追過去后，他們跑到房頂繼續(xù)打。我們的同志子彈打完后，把槍支拆散分開埋到地里，寧死也不讓敵人得到，最后敵人放火將屋子燒了，五位同志光榮犧牲。其中一位領導是我的表哥，30歲左右。另一位姓杜，女同志，以前常去我家，我們關系很好。其他三位不清楚。我的另一位表哥參軍后一直沒有聯系，后來聽說在一次戰(zhàn)斗中犧牲了。我的姑媽因受到刺激得了精神分裂癥去世了。

　　1942年秋天，我們村重新秘密建立起村黨支部，除去原來一名老黨員和一名退伍軍人外，新增加3名學生，李佐才、周瑞周和我共計5人。當時的任務：(一)了解敵情，包括崗樓上日偽軍、漢奸的動向;(二)保護群眾利益和安全，搞好“三通”，即戶戶通、房上通、地下通;(三)保護好糧食，堅壁清野，利用青紗帳季節(jié)搞好秋收，快收快打快藏。

　　我們幾個黨員在青紗帳時節(jié)收割，晚上挖地道，兩三個月后，地道基本上挖好了。當時我們村里的地道又多又好，兩戶通用，還有暗口，比較安全，在1942、43年環(huán)境惡劣的情況下，對保護群眾、干部和地下工作者起了很大作用。

　　隨著對敵斗爭不斷深入，人民抗戰(zhàn)情緒日益高漲，對敵斗爭的熱情與日俱增，在家赤手空拳任人隨意宰割，還不如拿起武器上戰(zhàn)場與敵人廝殺的想法越來越深入人心。這時，我們的地下武裝，區(qū)隊、縣大隊、地區(qū)隊迅速發(fā)展壯大，不斷打擊敵人消滅敵人，同時，加強政治攻勢，不斷進行崗樓喊話，崗樓上的日軍驚恐萬狀，他們白天不敢下樓，夜間偷偷逃走，有時一天能拿下好幾個崗樓，日軍開始撤樓、并樓。到了1944年春，環(huán)境大改變，整個冀中平原農村地區(qū)的崗樓基本都沒了，廣大農村根據地又回到了人民手中，抗日政權和各抗日組織也基本恢復，維持會人員被撤銷和調整，漢奸、賣國賊和不良分子受到鎮(zhèn)壓和打擊。

　　杜春華：抗大同志給我的啟示和教育

　　抗戰(zhàn)時期有一件事給我的教育很大，印象很深。

　　1945年8月6日和9日，美國先后向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了兩顆原子彈;8日，蘇聯對日宣戰(zhàn)，150多萬紅軍頃刻之間突破了日本關東軍前沿陣地，橫掃東三省大部分地區(qū)和城市;15日，日本被迫無條件投降，國際國內形勢發(fā)生急劇變化。黨中央為了盡早盡快控制東北，決定抽派大批部隊和地方干部迅速奔赴東北，到那里發(fā)動群眾，壯大力量，建立我們的政權。

　　9月中旬，一批抗大的同志從延安出發(fā)，步行前往東北，途經綏德時在我們學校(綏德師范學校)大禮堂里過夜。延安是毛主席、黨中央所在地，是我們向往的地方，平時好多同志都爭著想去延安學習、工作。此時，聽說從延安來了許多同志，大家立即一窩蜂地跑到大禮堂去看。

　　禮堂里有許多長條木凳，他們就在這些凳子上睡覺，單人的睡一條長凳，夫妻兩人的就把兩條凳子拼在一起當雙人床睡。每對夫妻之間，有的用蚊帳，有的用一塊床單隔起來，有的什么也不掛不隔，兩人蓋一條被子。我們看著有些不好意思，但是他們卻無所謂，大概在延安生活的同志比我們思想解放吧!他們中有的還帶著孩子，行路時較小的孩子在馬背上左右兩個柳條筐里馱著。每匹馬馱的孩子多少不一，有馱一兩個的，也有馱三個、四個的，大一點的孩子一人一個筐，小小孩兩人一個筐，筐里墊著棉被，身上除了衣服外什么也不蓋。孩子們和大人一樣穿著灰色衣服，看起來簡單、樸素，他們生長在革命年代，和大人一樣長途跋涉過著很艱苦的生活。抗大的同志穿著灰色軍服，東西不多，睡覺用的被褥就是他們全部財產，一匹馬就能馱幾個人的行李包。

　　看到他們的這些情況，我心里想，去東北的路還很長，不知要再走多少天才能到達目的地。他們也有父母，有自己的家，為什么出來過這樣艱苦的生活，而且還很樂觀?大概是因為他們有一種為了勞動人民的解放，無私奉獻自己的精神，而就是這種精神使我深受感動，深受教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