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寧波打工者群體中，有一位姓方的“神奇人物”。他從2004年起，專挑“問題企業(yè)”務工，已連續(xù)將工作過的12家企業(yè)告上法庭，基本上屢告屢勝，被譽為“維權狂人”。5年里，他為自己和工友共提出勞動仲裁36次，訴訟56次，在基本上都獲得勝訴的同時，他的“釣魚式維權”也引來諸多爭議。

如果說“釣魚式執(zhí)法”讓人深惡痛絕，那么“釣魚式維權”則對整個社會大有裨益。所謂“釣魚式”，在執(zhí)法中是挖出陷阱誘人違法或誣人違法從而謀取非法利益，在維權中則僅僅是一種形象的說法。問題企業(yè)不遵守勞動法規(guī)的情形久已存在，并不是因為方先生前去務工才被引誘發(fā)作。無非是方先生的維權訴訟使他們的違法行為付出了代價，但他們也因此獲得了教訓，如果能夠從此改正，則于他們自身，于今后的所有務工者都善莫大焉。 

要知道，把應有的權利以法律的方式固定下來，進而讓權利從紙面走進現(xiàn)實，都需要積極去爭取去實踐的公民。如果沒有1955年黑人女裁縫帕克斯在公車上拒絕為白人讓座的抗爭，很難想象會有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(tǒng)的奇跡發(fā)生。如果沒有大學生雷闖堅持申辦食品行業(yè)健康證的嘗試，或許乙肝病毒攜帶者的從業(yè)歧視仍是一個理論上被反對的東西。權利需要積極地去爭取，而不必在乎資本或權力喜不喜歡這樣。 

反觀我們所面對的現(xiàn)實，權利似乎一向被視作條件允許情況下強勢一方的賜予，而恰恰缺少了來自公民一方的主動博弈。方先生在維權方面的屢戰(zhàn)屢勝，與其說是他的精明強悍使然，不如說是工人勞動權利被侵害的普遍性所成就。如果企業(yè)嚴格遵守了勞動法規(guī)，即便有人想要挑刺，也不可能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被拿住把柄。在前不久被媒體曝光的“深圳塵肺門”事件中，149名維權農民工當中竟然有七成以上無法提供任何勞動用工證明。在勞動法明確規(guī)定用工必須簽訂勞動合同的情況下，企業(yè)的守法狀況由此可見一斑。當職能部門以沒有接到舉報自辯的時候，盡管我們深信這只是一種推諉，但同時必須承認，與企業(yè)違法、部門失職一并存在的也有工人自我維權意識的不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