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0年第5期《中國翻譯》曾以首篇地位刊載了李景端先生的《當前翻譯工作的問題和呼吁》一文，列舉了我國翻譯界當前面臨的四大問題，讀之令人既扼腕嘆息又擎節(jié)稱賞。李文所提的四個問題中，第一個，也即首要的問題是：全社會還沒有真正認識翻譯的重要性，因此翻譯工作和翻譯工作者得不到應有的重視，在地位、待遇、人才培養(yǎng)、知識產(chǎn)權保護、歸口管理等等方面都存在著許多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地方。這是一個事關改革開放和現(xiàn)代化建設的大問題。2001年第4期以首篇地位刊出的謝天振先生大作《國內(nèi)翻譯界在翻譯研究和翻譯理論認識上的誤區(qū)》(以下簡稱謝文)，在列舉了三大誤區(qū)之后的結(jié)論中有這樣一段話：

“國內(nèi)翻譯界，一方面抱怨翻譯地位低，不受重視，但另一方面，卻又總是輕視翻譯研究，更輕視對翻譯理論的研究。殊不知，只有通過真正學術層面上的翻譯研究，通過嚴謹?shù)睦碚搶用嫔系年U發(fā)，翻譯的性質(zhì)才能被人們真正認識和理解，也只有這樣，翻譯才能得到人們充分的重視，并獲得它應有的地位。”

謝文的這一結(jié)論來自作者指出的國內(nèi)翻譯界所陷入的三大“誤區(qū)”。這些“誤區(qū)”是否存在呢?

謝文說：“第一個誤區(qū)是把對‘怎么譯’的研究誤認為是翻譯研究的全部”。但接下去卻又說“怎么譯”的問題“對西方來說，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已經(jīng)基本解決了，對我們中國而言，至遲在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前也已基本解決。”既然如此，這個“誤區(qū)”在“國內(nèi)翻譯界”應該已不存在，至少已非主流。而且就我所看到的不多的翻譯研究文獻而言，“國內(nèi)翻譯界”也早已有許多學者“跳出狹隘的單純的語言轉(zhuǎn)換層面上的研究而更多地從廣闊的文化層面上去審視翻譯，去研究翻譯。”因此，我覺得“國內(nèi)翻譯界”還存在這第一個“誤區(qū)”的說法似有無的放矢之嫌。

謝文又指出：“第二個誤區(qū)是對翻譯理論的實用主義態(tài)度，片面強調(diào)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……”，“總認為只有自身翻譯實踐過硬的人才有資格談翻譯理論，否則就免開尊口”—這樣的態(tài)度當然是不對的。“把翻譯理論僅僅理解為對‘怎么譯’的探討……”這樣的看法當然也是片面膚淺的。但是把理論和實踐隔離開來，不重視理論的實踐意義，同樣是片面的，或者甚至于可以說是有害的。實際上謝文也說翻譯理論有“指導實踐”與“認識實踐”兩種功能，不論哪一種功能均與“實踐”不可分，因此，一般說來，強調(diào)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，我想是沒有錯的，稱之為“誤區(qū)”，我很難想得通。

謝文說的第三個“誤區(qū)”是：“在談到翻譯理論或翻譯學習時，習慣強調(diào)‘中國特色’或‘自成體系’，從而忽視了理論的共通性。”

早在1986年中國譯協(xié)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，姜椿芳會長就提出：“在探討翻譯理論方面，我們既要認真吸取國外各個學派的精華，更要創(chuàng)立自己的學說。我們翻譯界的先驅(qū)和前輩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遺產(chǎn)，也要在其基礎上前進和發(fā)展。”(《中國翻譯》1986：4)我覺得，“國內(nèi)翻譯界”這10多年來總的來說是遵循這一“繼承，融合，創(chuàng)立，發(fā)展”方針的。許鈞教授在《切實加強譯學研究和翻譯學科建設》一文中寫道：“我一直主張應該促進中外譯論的交流，而不應該相互隔絕，相互排斥。 應該看到，近5年來在中外譯論交流方面，中國翻譯理論界采取的是一種十分積極的姿態(tài)，也做了許多切實的工作。”(《中國翻譯》2001：1)因此，我認為，就整個“國內(nèi)翻譯界”而言，并不存在這第三個“誤區(qū)”。有學者主張我國譯論“自成體系”或“有中國特色”，但這不等于主張拒絕一切外國研究成果。 我們現(xiàn)在在建設“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”，同時我們對外開放，廣泛吸收國外一切于我有益有用的東西，為什么就不能說“建立中國特色的翻譯學”?其“后果”又何至于嚴重到“強化了民族偏見”?

我無意(也無此學力)對謝文作全面的分析評價，謝文主張重視翻譯理論的研究，有許多精辟的論點，有些分析相當深刻，這是我完全贊成和欽佩的。在學術上不同觀點的存在和爭論也是正常的，是好事。但我確實不同意他文末的結(jié)論：翻譯不受重視乃由于“國內(nèi)翻譯界”輕視翻譯理論研究的緣故。國際翻譯界幾十年來在翻譯理論研究方面取得很大成就(謝文對此備極推崇)，是否西方社會已普遍對翻譯工作有了足夠的重視呢?我看到過的一份材料說，全世界各國翻譯稿酬低于創(chuàng)作仍是普遍現(xiàn)象，只有歐洲一個文化發(fā)達的小國例外。 可見謝文的結(jié)論是缺乏根據(jù)的，是脫離實際的。

我認為翻譯在全社會尚未獲得應有的重視，根本原因還在于翻譯工作的重要性和艱巨性，特別是在我國當前改革開放和現(xiàn)代化事業(yè)中的重要作用，尚未為全社會所認識。所以“國內(nèi)翻譯界”要受到全社會的重視，解決李文中列舉的四方面的問題，只有靠自己的團結(jié)和努力，靠自己的具體行動。翻譯工作者，翻譯家，中國譯協(xié)及各地翻譯團體要走出象牙之塔，投身于改革開放和現(xiàn)代化建設的大潮，使全社會都看到翻譯和雙語工作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(xiàn)代化歷史進程中所具有的不可或缺，極端重要的地位和作用。當前我們?nèi)绻��?ldquo;入世”和“奧運”這兩件大事上有所作為，全社會就會立即感覺到我們翻譯工作者這一重要群體的存在。假使譯協(xié)會同有關院校和研究機構，在各地掀起一場群眾性的糾正和消滅“洋涇浜”外文和學習實用外語的運動，通過傳媒的宣傳，必能起很大效應。假使譯協(xié)會同外經(jīng)貿(mào)部，外文局等有關單位，編印一系列有關“入世”及為外商準備的中外文對照的資訊材料，那也一定會受到全社會的歡迎。翻譯界能夠和應該做的其他事情還有很多。

在翻譯界內(nèi)部，我們必須自重自律，抵制學術腐敗，開展自我批評。最近在《光明日報》等報刊上發(fā)表了不少文章，揭露在翻譯作品中出現(xiàn)的一些抄襲剽竊，粗制濫造，誤譯亂譯，質(zhì)量低劣的現(xiàn)象，(對外宣傳的外語工作也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問題，請參閱《中國翻譯》2000年第6期愛潑斯坦等著《呼吁重視對外宣傳中的外語工作》一文)，應該引起翻譯界的嚴重關切并商討改進的措施和辦法。國內(nèi)翻譯界既努力為國家改革開放作貢獻，又不斷提高自身的素質(zhì)和水平，必能使翻譯和翻譯工作者逐步為全社會所理解、認識、尊重和重視。